太阳是黑色的

今天晚上在外面吃东西，听到了邻座的一男一女在谈论出国的事情。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我也比较熟悉这些内容，因此就注意了一下他们谈论的内容。当然，这可能是不太道德的一种做法，不过也只能怪他们说话的声音实在是有一点激动。

听了一阵以后我就发现了，虽然男女双方都没有参加TOEFL和GRE考试，但是这并不能妨碍他们对考试细节的如数家珍、甚至对美国众多学校的评头论足。到后来，就开始讨论道听途说的签证形式。男生似乎则开始说GRE考试的很多技巧，不过以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上过GRE班，因为他后来开始思考寒假要不要去北京上班。

其间，女生基本没说，而主要是那个男生滔滔不绝。

我说这件事的目的并不是要去批判这两个人，其实他们说什么并没有关系。我想说的是，如果这样的人在你我的身边，而我们并不熟悉他们谈论的内容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蒙蔽，很容易觉得这样的人能力很强。而现在很多人，也特别喜欢以一种表达能力丰富的外在形式，来向人展示自己的所谓的才华。然而，最终，被蒙蔽的往往是不加思考就相信那些友善外表的人。

这种人通常就是我们所谓的“牛人”。老实说，我对各类牛人都不太敢冒。同时，我也不喜欢自己成为所谓的“牛人”。事实上，牛人经常都通过自己，或者他人来标榜一些过分炫耀功利成绩，如考试成绩、个人经历、财政状况等等。当然，最主要是靠他自己。如果没有他自己的一些炒作，相信也不会有人会去发现到这个“牛人”。这也许也算是一种个人媒体。

从来没有一个有成就的人是“牛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罢了。只有“牛人”才是“牛人”。

最近看到很多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报道，真的还是很遗憾，遗憾的是犹太人，遗憾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实，如果是为了一点土地，以色列已经没有必要这样。如果真是一两个恐怖分子，以色列也没有必要这样。但是，千百年来的不安全感，换作的是犹太人的敏感和夸张。于是，犹太人不敢去报复实际上自己的仇人，却只能对着阿拉伯人开战。

伊朗总统曾有一番言论，就是怀疑大屠杀。这里，要指出的是，他说这番话有很深的意义。如果日耳曼人是犹太人的仇人，那么如何去解释犹太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态度呢？而犹太人的自由又是建立在多少阿拉伯人的流浪之上的？

因此，单个犹太人是可怜的，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犹太人一点都不值得怜悯，相反，这样的民族的确很让人恶心。是的，恶心。中东对和平最没有诚意的，无疑九十犹太人自己。

北大到底能不能参观？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北大又不是保密单位，也不是军事基地，有什么不能被参观的？然而，最近闹出的新闻，北大禁止组团参观惹得网上的评论一大堆。很多人认为，北大是一个国家的高校，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没有权力禁止纳税人参观。同时，还有人指出，大英博物馆让人随便免费参观，英国的剑桥，美国的斯坦福，都让人免费随时参观，还有很多设施提供给中小学的参观者，你一个北大，凭什么就不让人参观了？

这个问题其实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能否把我国的北大和外国的诸多机构大学相比较呢？能否把我们国家参观北大的团体和个人与外国的参观者相比较呢？大家可以去看看网上的照片，在北大中参观的人，在北大的草坪上肆意走动，占用了大量的学生用餐场所，同时带来了非常大量的流动人口。还有各式各样的旅游车辆，这些是否给学习和工作的老师同学带来不便呢？而且，大学毕竟不是旅游胜地，当参观影响了一个大学正常的运转时，我们就应该检查一下，参观是不是合理的。

是的，斯坦福允许随便参观。斯坦福也没有围墙。可是，有多少旅游团定期去斯坦福参观呢？假设去斯坦福参观的人群占据了大部分的校园空间和场所，斯坦福难道不会采取什么措施吗？

这就是一个量的问题。也许，少数的参观者，北大也是欢迎的。但是，把去北大参观当成了一个旅游项目，甚至成群结队，而且大家的焦点不是参观和感受北大的人文底蕴，而是像逛公园一样，这难免让人觉得很没有道理。

国家机构是要向国民开放，但是，这些地方毕竟不是公园，要求大学向公园一样对游客开放，这是对在上大学的学生和在学校工作的老师的一种不尊重。

最近在练习GRE的作文??美国研究生院入学考试中的作文部分。应该说从GRE考试本身看出了美国研究生院入学考察人才的能力和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仅如此，GRE等英语考试的作文要求也体现出了我们对待语言，对待作文的很多分歧。

GRE主要考察的是一个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而与我们中国所理解不同的是，逻辑思维能力不仅仅靠数学能够表现出来，更能够通过作文甚至对待单词理解上体现出来。众所周知，美国大学讲究的是一种Critical Thinking的东西，也就是有一种批判的思想。这种批判不是我们当今报纸上的谩骂，而是从逻辑的角度去提出问题的诸多可能性，来达到思考的目的。这方面的能力是我们研究生所不具备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对待大学生更在意你是否具有头脑，而不仅仅是技能。我们经常觉得美国的学生如何能够异想天开，但事实上，美国学生照样能够严谨得思考。可以说是放得开，也收得住。反观我们的研究生考试，仍然和高考差不多，只是对分数和技能感兴趣，对人综合能力的考察，特别是逻辑思考能力的考察则几乎为零。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有机会的人可以去看看GRE作文中Issue和Argument的题目，很多话题如果不是因为写作文的话，都是相当深刻的。而对于逻辑错误，没有接受过训练，我们时刻都有可能犯同样的问题。

最开始听说郭德纲是因为他突然成为了媒体的宠儿。然而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人都跳出来频频对郭德纲发难。有人要和郭德纲打官司，因为郭德纲的相声里面拿他开玩笑。有人在报纸上批评郭德纲，说他的相声太庸俗，根本没有传播一个好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大家为什么就不以一个平和的心态，对待郭德纲和他的相声呢？

郭德纲肯定不是复兴相声的那个人，他也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他想做的就是做一个娱乐人。所以不要指望他不把出场费当回事情。同时，他也没有要用相声传播什么文明。而且，他想要的就是取悦他的观众，仅此而已。

相声里面有庸俗的东西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否则那又会有那么多人去听呢？不说郭德纲了，你中央电视台里面的相声就没庸俗的内容了？可惜有人借此来眼红。真的让人觉得可笑。

问题在于一个简单的民间艺人，那么多人借此来炒作，不能不说是中国相声的一个悲哀。大家还是好好做自己的事情吧。

那天和朋友聊了一下目前国内的计算机教育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首先是课程比较老，一些课程的教材严重过时，比如我目前在学习的“计算机体系结构”主要介绍的体系结构就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的结构，不少体系结构已经过时，应该采用国外的最新原版教材。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照本宣科，这主要还是因为老师自己的水平所决定了。一些老师可能稍微要好一些，基础知识没问题，可是完全脱离现在最新的科技前沿，学生自然也不可能接触到比较新的技术。

最重要的问题是，目前不少学习计算机的学生严重缺乏实验的机会。不少学生几年以来都没有进行过开发工作，不仅没法继续进行科研深造，就连在社会上工作也显得不太可能。

总之，我对目前我所学习的计算机感到十分失望。我希望能够在研究生阶段换一个环境。

那天和她讨论“感动中国”的事情。善良的她十分不满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和“千手观音”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觉得这十分不公平。老实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本意就是赚取大家眼泪的节目，但是我们的社会其实需要关注那么些勇于奉献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得奖的有很多平凡的人，甚至是再小不过的人物。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很多东西容易脸谱化，容易批带着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且，这样的评奖无疑带有很多权衡的性质，实在很难说明评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评选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其实是对整个航天事业的一种评价。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有人能够安心去做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不少人能够有更多更有“钱途”的选择，如果相比在深山里的邮递员来说生活没有太多选择的话，那么几十万的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完全可以选择更加耀眼的工作，更加舒适的工作，可他们没有。所以，也许感动的是这些事情。

至于“千手观音”，这也是一个象征，是给残疾人的一个奖项，并不是非要针对某一个人。还有，我们常常要去制造一个典型，并不是说这个典型就比别人优秀多少，而是说，典型利于宣传。仅此而已，显然，这也很有功利性。

对于感动的背面，我常常想到的是我们制度的不完善，如教育，如福利，如卫生。感动可以是一时，但是更多的是让人觉得羞愧，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

希望“感动中国”别成为一种商标，而要成为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

近日突然看到有论坛说出了一些“四大发明”这个词语来历的真相，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原来这里面有很深厚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西方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个四大发明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本来也是近代才“造”出来的。下面是某个论坛的文章，我只转载一部分，其他的部分，感兴趣的人去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2&ID=22211&page=2 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我将在文后引述。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

Borland公司终于出售包括Delphi、JBuilder、C++ Builder、C# Builder一系列响当当名字的IDE产品线。很多人一看到这则消息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的确，以IDE为核心的Borland公司走到了尽头。IDE逐渐不再是一个高端的核心技术，而成为了一项常规技术。Borland公司在开发者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来说无容置疑。各个层次的开发者基本都使用过Borland公司的不同类型的产品。

记得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Pascal，就是使用的传奇的Turbo Pascal编译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门语言比Basic要复杂多了。关键是定义特别严谨，甚至觉得麻烦。但是用久了以后发现了其强大的功能，便有一些爱不释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要参加竞赛。后来听说了基于Object Pascal的Delphi，便毫不犹豫地想向这个领域进发。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很熟悉Visual Basic，总觉得Delphi的开发有一些繁琐，主要还是因为不懂得面向对象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曾经好几个下午站在书店看Delphi 3.0的书，也能用Delphi搞一些简单的开发，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工具作为开发的首选。

2000年以后，开发和兴趣逐渐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对Borland公司的产品也基本是关注的状态，其他的产品使用得非常少。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我认为Borland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公司。遗憾的是，在.NET和Java逐渐夹逼的岁月中，Borland，这一商业公司终于做出了利于整个公司重组的决定。这不能不说十分艰难和痛苦。但是，这也是必须的。眼下，单纯的IDE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面的开发工作了。大多数开发需要一些列的工具与解决方案，产品开发的周期工具正成为一个趋势。如果不转移公司的重心，Borland公司就没法在新的形势下生存。

也许就是这样，IT产业中有很多悲情，而Borland公司则总是悲剧中的主角。但即便如此，这个英雄式的人物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崇拜。愿Borland公司走好。

以下本来是“方舟子网站”上一个网友的贴文，十分搞笑，所以转载过来：

关于北大用Peking还是Beijing的英译名的问题，最近是热闹非凡。我本一看客，觉得挺无聊的，就象人名，用习惯了，只是一个称谓，阿猫阿狗的也有人叫，大家知道是谁就行。但有些名字，听起来好笑，介意的话，还是考虑改改，北大的英译名PKU正好就是这样。在北大吞并北医之前，似乎PKU没怎么在意。但相信原北医的人一听到PKU就会敏感，这是一种所有学医的人都知道的病名的缩写，即苯丙酮尿症，英文名phenylketonuria，简称PKU，它是以弱智为特征的先天性苯丙氨酸代谢缺陷的疾病。你如果Google一下“PKU”，排第一当属北大，因为点击率最高，接着就是这个病，很遗憾它的点击率不是高，而是非常高。每次上北大的网或发邮件给北大的朋友，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笑。国人多有名字忌讳的习惯，这么多名字为何偏摊上一个病名呢？而且指的是弱智。当然北大的人好考究，PKU的病名起用确实比北大晚，1934年才被发现和使用。北大人可以说是别人侵权，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用它，就象咱北京照样用“公主坟”、“奶子房”的地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