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是黑色的

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在百度空间发表的文章，在短暂被导入到豆瓣个人首页后被迅速删除。虽然文章本身没有任何不符合规定的地方，但是我猜想编辑不太清楚我文章的价值导向，于是删除总该是没有太多坏处的。

我管这种行为叫“媒体的自我审查”。很明显，这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审查模式和标准。百度有百度的关键字列表，豆瓣则有豆瓣自有的规则。遗憾的是，究竟什么才是最“权威”的审查标准，则不得而知。也就是，什么内容能够发布，什么信息不能发布，虽然总体上有一定的模糊的界限，但是具体到单个内容实体，则没有一个统一的公开的标准。

有一次，罗永浩在报道某个事件的时候，所有人原以为他所主办的网站会被关掉，于是大家担惊受怕，甚至到了罗永浩在下午下班之前还打电话到有关部门去询问，结果是网站也没有因为报道相关内容被关闭（当然，后来关闭可能是因为上面的言论越来越过火）。罗永浩于是总结，很多媒体删除信息或者不予发表信息，并不是能够确认哪些信息是不能发布，而是走了极端，在没有任何外界介入的情况下，就“阉割”了自己。最后其实成为了，媒体在揣测政府的尺度，甚至成为了政府尺度的先行者。

不过仔细考虑下来，媒体的自我审查，自我阉割却不仅仅是限于政府尺度。比方说，最近美国媒体大篇幅反复报道关于圣诞节的未遂炸机事件。尽管事情的内幕报道的并不多，每天也就是基本上重复着同样的话语，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媒体关于新闻的选择。这种选择，“自我审查”是背后的利益集团，是商业竞争带来。

再比如，德国日本常年对华进行援助，怎么援助的，国内报道并不多，有人说是因为援助的面太大，并且项目分散，单个项目的金额比较少，所以不太容易能够引起注意。然而，一旦别人宣布停止援助了，所有的媒体就开始大肆渲染了。

自我审查有时候是一支比“强制审查”更严厉的剑。长期下去，广大公众接受的信息就带有了明显的片面性。同时，媒体则没有为一个更加开放信息空间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近日突然看到有论坛说出了一些“四大发明”这个词语来历的真相，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原来这里面有很深厚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西方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个四大发明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本来也是近代才“造”出来的。下面是某个论坛的文章，我只转载一部分，其他的部分，感兴趣的人去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2&ID=22211&page=2 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我将在文后引述。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

最近有人在沸沸扬扬讨论北大清华的译名。其实在我看来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北大是叫“Beijing University”还是叫“Peking University”，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可是不少人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不该有的高度以后就难以收场了。

最开始挑起事端人的认为，全国所有的大学都遵从普通话的普及要求，更改了所拥有的旧译名，如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后只剩下北大清华死守住自己的名字不放，搞起了特殊化。反驳的人认为，清华的发音比较特殊，写成“Tsinghua” 要比“Qinghua”更容易让外国人发音。而北大的拥护者则说“Peking Unibersity”在国外比“Beijing University”更知名，同时还保留了文化的传承。

事实是这样的，北京大学在国内响堂堂，国外却没人听过。有人在国外问了身边的人，没人知道北京大学。而国外著作和百科全书里面，北京大学都是“Beijing University”。清华的情况呢，首先，也许是照顾外国人发音，可是全国除了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的“厦”在英语里也不好发音，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更改过来的。

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透露出的北大清华是“最高学府”的封建等级观念让人作呕。好似这两个学校就要特殊一些，就要为我独尊。

联想到前段时间报道的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我就想说一句，北大的学生凭什么就不能卖糖葫芦？北大的学生就都要比别人高贵？

北大号称中国的民主摇篮，可惜封建思想比哪里都严重。

今天看了南方周末上的谁制造了“中国黄禹锡”事件？ 因为这件事情就发生在我母亲所在的大学，所以更加引起了我的主意。学术造假、学术腐败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黄禹锡，这个韩国曾经的骄傲如今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可四川大学邱小庆这件事情却折射出了学术造假中国的特色。

首先，我不想去探讨邱小庆教授的学术发明是否是真实的。这个其实也不是四川大学调查团能够解决的问题。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件事情被捅出来完全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平均，从这一点可以折射出中国大学的学术论文推广上的功利性和片面性。

邱小庆的发明如果是真实的，那么的确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情。但事实上，一个本该十分纯洁的科学发明蒙上了很多不该有的面纱。首先就是，整个事件中“新泰克公司”这个名字特别显眼。而大家已经都知道了，新泰克公司早早地就盯上了这个还在学术理论阶段的科学成果，妄想迅速的去占领所谓的“15亿元”的市场。邱小庆不顾四川大学的反对，执意和新泰克公司签订了一系列的合同，并且连最终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论文都有新泰克公司的人参与，很难说清楚这位四川大学的教授心中想得究竟是学术还是这个发明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更为不解的是，四川大学一直对这项发明的利益分配有很大的意见，当新泰克公司后来对这项发明提出质疑的时候，四川大学并不着急去验证发明的正确性，而是希望和新泰克公司探讨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

现在，四川大学说，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文章是个人行为。简直让人好笑。试想，一个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课题，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上百万的发明，最终的结论论文怎么可能是个人行为，不是组织行为？在整个发明过程中，四川大学为什么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来调查，是否有一点给外界做样子的感觉？

其实，稍微了解我国大专院校制度的人就知道，一篇《自然》杂志发表的论文，对于个人，对于单位，对于学校意味着什么。那可能就是白花花的钞票。任何人都可以从中谋取利益。所以，论文真假没人会去关心，大家只是关心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大学的很多领导也是论文的署名者，邱小庆自己都说，很多人连生物学常识都不具备。这句话如果让《自然》的编辑知道了，不知道别人怎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