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是黑色的

多年前，当现在可以说是古典音乐界第一流行的钢琴家郎朗第一次在纽约卡内基厅演出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传统的燕尾服作为演出服，而是选择了紫红的唐装。我想，敢于在自己一生中可能是最重要的演出中冒险穿这样的非传统服装，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勇气，还有智慧。在同一场演出中，郎朗还拿出了父子同台演出二胡和钢琴协奏的曲目，虽然让人耳目一新，但也冒了让人觉得是哗众取宠的风险。然而这么多些年过去以后，郎朗用事实行动证明了，不管外界评价怎么样，夸张的动作和自信的表演外加不断成熟的艺术水平，使其无可厚非地成为了第一个真正家喻户晓的中国音乐家。实际上，很多次记者采访郎朗，问他为什么表情夸张，会不会在意别人的批评，郎朗仅仅简单回应道，那是他弹琴的方式。

中国人很容易在极度自信和极度自卑间游走，有时候甚至没有中间状态。我们自信的时候，往往在口头上，而自卑则在心里。我们吹嘘自己五千年的历史和地大物博，然而又心里明白，世界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文化进步似乎又缺少中国人的贡献。我们对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引以为豪，然而又怕别人揭十年浩劫和大跃进的伤疤。我们因为办了奥运会、世博会而觉得自己俨然已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巅，而后又常常自己给自己编故事，说大家的生活原来是水深火热，恨不得再回到殖民年代。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缺乏自信，一种源自内心的自信。自信不是自满，而是说，我了解自己的短处和长处，我能够学习别人的长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没有必要迎合别人的喜好。

其实很多事情想想是很有道理的。2007年我才到美国求学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见我现在的导师，因为自以为自己的名字很难发音，所以便告诉他我的英文名字。让他叫我的英文名字。然而，我没有料到的是，导师很严肃地告诉我，他组里有很多中国学生，他都可以叫出名字来，我没有必要非得用一个英文名字，当然我坚持的话，也是可以的。我一想，也就明白了。于是，从那以后，我甚至把我在高中和初中时候所用的英文名字都“废弃”了。我为什么就要叫一个英文名字呢？事实上，在学校、在公司、甚至到外面办事，我从来没有再使用过任何英文名字。更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大多数人（包括欧洲人、印度人）也都能基本正确发出我的名字的音。其实还是一开始，自己太不自信罢了。在美国的，有印度人、俄罗斯人、韩国人、日本人，也不是说都要因为名字发音困难就要把名字改了的，反而是中国人特别偏好这个。归根结底，还是自己不自信，感觉非要叫一个Jack或者John，仿佛才好意思讲英语。

这次我看到中国宣传片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片段，感觉很不错。虽然我不认为这个宣传片已经很完美，但是不少国人的评论和心态还是太不自信了。有人说，你放几个人上去，别人都不认识，没法宣传中国。有人说，这个片子不符合美国人的审美习惯，没有达到宣传效果。还有人说，应该放普通中国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放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们尽可以放轻松心态，换一个角度想问题。美国人不认识中国的名人就是应该的吗？为什么我们就要对美国的名人明星如数家珍，美国人就只认得姚明？为什么这不是一个机会让美国人认识更多优秀的中国人呢？是的，他们今天不认识，但是见多了，也就逐渐认识了嘛。不符合美国审美习惯和宣传习惯的东西，那就要让他们习惯。美国人觉得全天下都要按照他们的游戏规则来行事，那么我们就让他们看看新的规则要怎么样。是的也许美国民众今天不接受，也许今天没人愿意花三五分钟停下来看看这些宣传片。但是，这不要紧，当五年，十年以后，中国更强大了，我不相信美国人不愿意花点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现在他们最后怕的对手。

事实上，看看有美国记者向奥巴马总统和胡锦涛主席抛出人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唯心，奥巴马居然说因为两国政治制度不同和文化不同，我们要对很多人权问题放到更长远的时间去考虑这样以前只能是中国人才说的出的话。这也算是输出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也让人知道了，很多问题不是你说了算就算了。

这个世界是强者的游戏。我们已经摆脱了要看洋大人颜色行事的年代，可有时候还是不自觉的心甘情愿的想当奴才。一些人因为主席出席晚宴没有穿晚礼服就低三下四生怕惹恼了洋大人。可我看不出这和郎朗穿唐装去卡内基演出有什么不同。自信还是最重要的。闲话，让别人去说吧。

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是十分明确的，也是十分细则的。比如，我个人从事计算机科学的研究工作。但这仅仅是一个大的分类。实际上，我较为精通（其实也不敢说）的只是其中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如何在社会化网络和信息检索应用这一方面。虽然我已经尽力在可以允许的时间范围内扩宽知识面，但是，计算机科学领域相当多的论文，我甚至都读不懂摘要。

对不同子领域的问题进行评价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有时候在外界看来是“常识”的事情，在某一些领域中也许是禁忌或者是谬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数据挖掘中，我们都需要对某些问题进行评价，比如分析垃圾邮件，查找可疑访问记录。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够很容易想到一个简单的评价标准，那就是准确率。比方说，一个垃圾邮件分析器能够在90%的情况下区分正常邮件和垃圾邮件。这也是普通人常常遇到的一个测度，也是很多产品推销的时候所采用的推广测度。然而，准确率其实是一个很不“准确”的测度，并且常常有误导人的情况。回到垃圾邮件的例子，在现实中，垃圾邮件出现的概率也许要远远大于正常邮件出现的概率（参见Wikipedia，这个概率居然有88%-92%）。所以，一个最简单的分类器只需要认为所有的邮件都是垃圾邮件，就可以在通常情况下达到至少88%的准确率。于是，简单比较两个垃圾分类器的准确率很难说明谁优谁劣。因此，你和数据挖掘专家讨论准确率的问题，就会显得“外行”。

类似的情况其实不胜枚举。现代社会的分工让从事有一些领域的人员需要花费数年甚至十几年去学习这些领域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比如医学、法律、军事、生物、物理和数学。这让社会的普通人不具备对这些领域的大多数问题进行评价的能力。遇到不懂的领域和问题，最好我们能够先花一定的时间聆听和学习，而不是去相信个人本来就不太靠得住的“常识”或者“直觉”。

一个正常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专业化（professional）的社会。你不能让会计去做手术，也不能让警官去研究大气问题。人们应该首先相信真正的专业人士，而不是直觉和谣言。在911事件，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世贸大厦会像定向爆破一样的倒塌，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是这是美国政府所为。这样的质疑当然不是少数人。事实上，一个叫“Loose Change ”的纪录片详细的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的种种疑点，并且该片的制作人在电视节目上公开阐述了其种种观点。遗憾的是，专业社会不支持这样的观点。加州理工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结构工程教授Hassan Astaneh、西北大学的材料学教授Zdeněk Bažant都在911事件后第一时间阐述了世贸大厦倒塌是由飞机冲撞和汽油燃烧所导致的合理性。后来，麻省理工大学的工程师Oral Buyukozturk和Franz-Josef Ulm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美国政府的权威机构FEMA和NIST的报告也详细阐述了大楼倒塌的机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和谢斐尔德大学的教授提供了计算机模拟证据。当然，这一切并不能完全消除普通人的一些疑点。关于911的阴谋论当然也从来没有消除过。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是倾向于相信有常年结构和工程经验的教授或者专家的话，还是对力学都一窍不通的记者或者看图说话的网民。

当然，你可以不服气。实际上，中国有那么多非专业人士希望论证哥德巴赫猜想就已经表明了，对于很多问题，非专业人士常常有难以置信的热情和勇气。可热情归热情，勇气归勇气。近现代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有高度专业精神的专业人士推动而前进的。

目前中国的问题是有太多的人对各种专业问题指手画脚。这种“伪专业性”让整个社会显得像一台闹剧。有一批人，今天是警察，明天是法官，后天是环境专家。总之，他们没有不清楚的事情。从三峡大坝到地震预测，从全球变暖到谋杀判案，部分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无所不谈，无所不通，大有一副“智慧在民间”的感觉。这不仅仅是愚昧的另一种表现，也是对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的公然践踏。于是，专业人士没法得到信任，流言蜚语和小道消息充斥大街，最终倒霉的其实还是普通的百姓和整个社会。

所以，少一些“磨嘴皮子”的“公共知识分子”，多一些精通业务的专业人士，遇到不懂的问题，有疑惑的问题多思考，多聆听，而不是忙表态，忙站队，才是健康社会所应该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