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
看了电影《让子弹飞》，有一个场景让我感慨良多。在影片快结尾的时候，张麻子为了让老百姓起兵杀黄四郎，做了三个关键的举动：1）散钱，引起民愤。2）发枪，武装大众。3）杀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事端。这既荒诞不羁，又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于三个招数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其实是屡试不爽。而更引人深思的还包括今天还在家里打保健麻将，明天就要群情激昂去“杀四郎，抢碉楼”的百姓。
三个关键举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第三步，杀黄四郎的替身。有几件事情值得琢磨。第一，没有人关心杀的是不是黄四郎本人。第二，一旦发现所谓的黄四郎已经被杀，全部百姓倾城而出，带头的甚至是以前黄四郎的走狗，奔向黄四郎的碉楼。第三，其实真的黄四郎还在，但是居然没有人害怕了。
制造一个假象，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大众，当然不是张麻子的专利。从陈胜剖开鱼肚子找到“陈胜王”的绸缎，到洪秀全自称是奉上帝旨意来到人间斩妖除魔，你会惊奇地发现，社会的变革需要这种假象作为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最后催化剂。大众，在乎的是能够从这些假象中得到需要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拥有了，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个“象”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中国，真相，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重要程度比不上能够引起“正确”情绪的假象。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制造假象和接受假象的人成了社会的一对共生体。造谣、传谣、信谣，在中国大地上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信“假”已经有了千年的时间。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信念并没有随着中国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减弱。于是，一个高中生李一可以轻松展现“水下闭气”并且还在电视台播放；一个没有任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可以谈养生，可以抬高绿豆价格；一个大部分经历造假的唐骏，可以出书推销成功学，纵使被揭发也毫发无损。
然而，历史总有一天要到，或者说已经到了没法简单行使“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时候。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生产的分工，让造假和传假越来越容易；但另一方面，正如杀黄四郎替身这件事情是为了杀真黄四郎做铺垫一样，达到任何制造的假象所依存的目标却越来越困难。所以，纸馅儿包子没有改变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而高铁也没有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停下脚步。相反，民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脆弱，每一天都在等着“杀黄四郎的替身”，每一天都在等着鱼肚子里的绸缎。
但，“枪不在手”，“也没法跟谁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后是无奈和悲哀。
实际上，假象带来的变化已经反复证明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千年来的种种假象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心理的慰籍。
黄四郎在被杀之前，一定也投入过那个叫辛亥的革命。当年，他是不是也在武昌城头喊过，“枪在手，跟我走，杀清廷，抢碉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