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是黑色的

在科研工作中，有一个很基本的技能，就是对自己和别人的工作进行评估（review）：分析该项工作的长处、不足和改进方案。事实上，整个科学研究都建立在这种评估的体系中。严肃的科学杂志，顶级的国际科研会议，都会对投稿的文章进行严格的评估。

在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某些课程中，老师会要求学生对已经发表的论文进行评估，并且重点说出这些论文的问题。最开始的时候，一般学生很难发现这些论文的不足之处，因为缺乏足够的理论知识。你不知道这些论文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可能也不太清楚解决这些问题所需的技术知识的全部详情，你也可能不清楚如何评价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文章所提出的方法下得到了解决。实际上，即便是你不清楚这些问题，老师依然可以启发你去思考如何“攻击”（attack）这个文章。比方说，文章要解决A问题。目前解决这个问题有5种方法。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在B环境下做3种不同类型的实验。那么在不知道任何技术细节的情况下，你可以问如下这些问题：

1. 文章说要解决A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被解决了呢？还是说文章开始说要解决A问题，结果中间解决的是一个比A问题简单的问题A-，于是，这个文章所提出的方法的重要性就可能大打折扣。即便是作者说服你A-问题也是很值得考虑的，并且有价值，但是A和A-的差别能否很容易识别出来？如何量化这个差别？
2. 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是不是已有5种方法的简单变种？如果是，作者有没有意识到，还是说有意回避？如果这个方法是新方法。那么这个方法是借鉴于其他有别于A的问题？还是全新？如果是借鉴的，作者是不是引用了这些方法，作者有没有意识到原来方法所需要的假设在A问题中是否成立？如果是全新的，那么就需要格外注意，作者有没有理论分析？
3. 文章的实验环境是不是完全的B环境？还是说有所变化？如果有变化，是不是故意隐瞒了这种变化的原因？实验的结果是不是该种变化引起的？实验是不是在3种不同类型的情况下都做了？结果是不是一致？实验有没有比较其他5种方法？如果没有，为什么？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问的还有很多。作出这些疑问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专业知识。极端一点的情况下，你总能对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问一个“为什么”。于是你会发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下，作者没有提供任何答案给你的这些为什么。基本上，你可以用类似的问题去问几乎任何一个类别的科学。这一方面说明，质疑和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是一种跨领域的技能。然而另一方面说明，这种质疑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而且并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在上面的例子中，A问题也许在现阶段没有人能够解决，于是大多数人都去解决A-问题，并且很遗憾，两者的差别没法量化。文章所提出的方法或许的确是以前的变种，但是作者没有意识到，因为以前的有两个方法发表在不那么有名的期刊或者会议上，所以说以前的方法本身也许就不那么可信。实验环境因为之前的文章没有提供全部信息，所以没法复制，因而也就没法和之前的方法比较。实际上，这才是大多数科研所面临的问题。

所以，越过了一开始的阶段，学生总能从各种论文中找到各种问题。无论论文是多么经典，无论论文是否发表在什么地方。甚至有时候，你总能把很多文章说得一无是处。在这个阶段，学生的满足感是很强的。你以为你俨然发现了科研的真谛。你以为你洞穿了这个领域的种种问题。

遗憾的是，你很快发现，发现了这些所谓的问题，到要提出哪怕任何一个改进，这中间有着非常难以逾越的鸿沟。事实上，在大多数人科研生涯的初期，甚至很长一段时期，要想首先发表一个漏洞百出的论文都不是那么容易。原因在于，真正的专家，比你更清楚这些问题，并且比你更会挑毛病。

比如，专家会告诉你，A问题和A-问题的差别，虽然没有直接量化结果，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差别在“多项式计算时间内可以小于一个无穷小量”（注意，此处为杜撰），而且分析两者之间关系的论文发表在1940年的贝尔实验室的科研期刊上（注意，此处为杜撰）。你，没有读过这个文章。于是，你找到了这个期刊，下载了论文，发现文章中80%的数学符号没有见过。所以你明白了，关于这两者差别的讨论已经是学术常识，不是所有文章都有必要包含这些讨论了。再比如，实验环境虽然不同于以前的论文，但是你也很难提出该如何改进。比方说，论文用了1000个实验数据，你觉得实验数据太少，但是你自己也不清楚该用多少。所以，攻击别人实验数据少经常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质疑，然而也经常是最没有用的。

慢慢的，你会发现，任何一个领域，不是铁板一块。它有问题，有常识，有约定俗成，有暗礁，有欺骗。当然，你可以问十万个为什么，但是这丝毫不可能带给你任何声誉和成果。实际上，在严肃的科学领域，没有纯粹的科学批评，你不可能见到有人是完全依靠对别人的科研成果评头论足而自己没有任何科研成就的人。越是科研成就大，越是在领域有知识的人，评价别人的工作时往往越谨慎。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局限。

因此，你会问十万个为什么了，你会质疑了，那么恭喜你，你终于成长了。然而，你会问，别人也会问，有人还比你问的好。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你问的那个十万个为什么而变得美好了一点点，你应该拿出勇气去尝试解决哪怕其中的一个为什么。

中国人因为历史的种种因为，不具备问为什么的条件和环境。于是，当有一天我们发现可以问为什么的时候，激动不已，兴奋不止。当前，我们有太多的“职业十万个为什么”。每每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就问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当别人没法解答所有的问题时，这些人以及旁观的人就觉得俨然胜利了。这其实是很幼稚，也是很危险的。这些人，很难说真正帮助解决了问题，有时甚至是恶化了问题，扩大了问题。

所以，你会质疑，很好。请你再往前一步，学会更专业地看待问题，尝试去解决问题。

看了电影《让子弹飞》，有一个场景让我感慨良多。在影片快结尾的时候，张麻子为了让老百姓起兵杀黄四郎，做了三个关键的举动：1）散钱，引起民愤。2）发枪，武装大众。3）杀黄四郎的替身，制造事端。这既荒诞不羁，又触目惊心的一幕在于三个招数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其实是屡试不爽。而更引人深思的还包括今天还在家里打保健麻将，明天就要群情激昂去“杀四郎，抢碉楼”的百姓。

三个关键举动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举动，那就是第三步，杀黄四郎的替身。有几件事情值得琢磨。第一，没有人关心杀的是不是黄四郎本人。第二，一旦发现所谓的黄四郎已经被杀，全部百姓倾城而出，带头的甚至是以前黄四郎的走狗，奔向黄四郎的碉楼。第三，其实真的黄四郎还在，但是居然没有人害怕了。

制造一个假象，并且以此为借口，发动大众，当然不是张麻子的专利。从陈胜剖开鱼肚子找到“陈胜王”的绸缎，到洪秀全自称是奉上帝旨意来到人间斩妖除魔，你会惊奇地发现，社会的变革需要这种假象作为那多米诺骨牌倒下的最后催化剂。大众，在乎的是能够从这些假象中得到需要的情绪，一旦这种情绪拥有了，目的达到了，自然也就没有人去关心这个“象”是真的还是假的。于是，在中国，真相，往往不是那么重要，或者说其重要程度比不上能够引起“正确”情绪的假象。

经过历史长河的洗刷，制造假象和接受假象的人成了社会的一对共生体。造谣、传谣、信谣，在中国大地上基本不需要任何成本。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其实，中国人信“假”已经有了千年的时间。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信念并没有随着中国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民众生活知识水平的提高而减弱。于是，一个高中生李一可以轻松展现“水下闭气”并且还在电视台播放；一个没有任何行医资格的张悟本可以谈养生，可以抬高绿豆价格；一个大部分经历造假的唐骏，可以出书推销成功学，纵使被揭发也毫发无损。

然而，历史总有一天要到，或者说已经到了没法简单行使“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碉楼”的时候。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复杂性和社会生产的分工，让造假和传假越来越容易；但另一方面，正如杀黄四郎替身这件事情是为了杀真黄四郎做铺垫一样，达到任何制造的假象所依存的目标却越来越困难。所以，纸馅儿包子没有改变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而高铁也没有在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后停下脚步。相反，民众的情绪变得越来越脆弱，每一天都在等着“杀黄四郎的替身”，每一天都在等着鱼肚子里的绸缎。

但，“枪不在手”，“也没法跟谁走”。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后是无奈和悲哀。

实际上，假象带来的变化已经反复证明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我们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这千年来的种种假象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了任何值得留念的东西，哪怕仅仅是心理的慰籍。

黄四郎在被杀之前，一定也投入过那个叫辛亥的革命。当年，他是不是也在武昌城头喊过，“枪在手，跟我走，杀清廷，抢碉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