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四大发明
近日突然看到有论坛说出了一些“四大发明”这个词语来历的真相，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原来这里面有很深厚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西方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个四大发明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本来也是近代才“造”出来的。下面是某个论坛的文章，我只转载一部分，其他的部分，感兴趣的人去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2&ID=22211&page=2 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我将在文后引述。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