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是黑色的

那天和她讨论“感动中国”的事情。善良的她十分不满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和“千手观音”的第一位女性获奖，觉得这十分不公平。老实说，我并不太喜欢这种本意就是赚取大家眼泪的节目，但是我们的社会其实需要关注那么些勇于奉献的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还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得奖的有很多平凡的人，甚至是再小不过的人物。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很多东西容易脸谱化，容易批带着太多的政治色彩。而且，这样的评奖无疑带有很多权衡的性质，实在很难说明评选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评选神州六号的宇航员，其实是对整个航天事业的一种评价。在当前这样的社会里，很难有人能够安心去做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不少人能够有更多更有“钱途”的选择，如果相比在深山里的邮递员来说生活没有太多选择的话，那么几十万的默默无闻的科学工作者完全可以选择更加耀眼的工作，更加舒适的工作，可他们没有。所以，也许感动的是这些事情。

至于“千手观音”，这也是一个象征，是给残疾人的一个奖项，并不是非要针对某一个人。还有，我们常常要去制造一个典型，并不是说这个典型就比别人优秀多少，而是说，典型利于宣传。仅此而已，显然，这也很有功利性。

对于感动的背面，我常常想到的是我们制度的不完善，如教育，如福利，如卫生。感动可以是一时，但是更多的是让人觉得羞愧，对于我们目前的工作。

希望“感动中国”别成为一种商标，而要成为一种正确的舆论导向。

近日突然看到有论坛说出了一些“四大发明”这个词语来历的真相，正像我想象的一样，原来这里面有很深厚的原因。只是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才形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其实，西方社会并不认同我们这个四大发明的说法，而且这个说法本来也是近代才“造”出来的。下面是某个论坛的文章，我只转载一部分，其他的部分，感兴趣的人去 http://www.talkskyland.com/dispbbs.asp?boardID=12&ID=22211&page=2 看看就知道了。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我将在文后引述。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

Borland公司终于出售包括Delphi、JBuilder、C++ Builder、C# Builder一系列响当当名字的IDE产品线。很多人一看到这则消息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的确，以IDE为核心的Borland公司走到了尽头。IDE逐渐不再是一个高端的核心技术，而成为了一项常规技术。Borland公司在开发者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来说无容置疑。各个层次的开发者基本都使用过Borland公司的不同类型的产品。

记得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到Pascal，就是使用的传奇的Turbo Pascal编译器，最开始的时候觉得这门语言比Basic要复杂多了。关键是定义特别严谨，甚至觉得麻烦。但是用久了以后发现了其强大的功能，便有一些爱不释手，当然主要还是因为要参加竞赛。后来听说了基于Object Pascal的Delphi，便毫不犹豫地想向这个领域进发。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很熟悉Visual Basic，总觉得Delphi的开发有一些繁琐，主要还是因为不懂得面向对象的很多东西。所以，我曾经好几个下午站在书店看Delphi 3.0的书，也能用Delphi搞一些简单的开发，但是还是没有把这个工具作为开发的首选。

2000年以后，开发和兴趣逐渐转移到网络平台上，对Borland公司的产品也基本是关注的状态，其他的产品使用得非常少。但是这仍然不能阻止我认为Borland公司是一个伟大的公司。遗憾的是，在.NET和Java逐渐夹逼的岁月中，Borland，这一商业公司终于做出了利于整个公司重组的决定。这不能不说十分艰难和痛苦。但是，这也是必须的。眼下，单纯的IDE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全面的开发工作了。大多数开发需要一些列的工具与解决方案，产品开发的周期工具正成为一个趋势。如果不转移公司的重心，Borland公司就没法在新的形势下生存。

也许就是这样，IT产业中有很多悲情，而Borland公司则总是悲剧中的主角。但即便如此，这个英雄式的人物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崇拜。愿Borland公司走好。

以下本来是“方舟子网站”上一个网友的贴文，十分搞笑，所以转载过来：

关于北大用Peking还是Beijing的英译名的问题，最近是热闹非凡。我本一看客，觉得挺无聊的，就象人名，用习惯了，只是一个称谓，阿猫阿狗的也有人叫，大家知道是谁就行。但有些名字，听起来好笑，介意的话，还是考虑改改，北大的英译名PKU正好就是这样。在北大吞并北医之前，似乎PKU没怎么在意。但相信原北医的人一听到PKU就会敏感，这是一种所有学医的人都知道的病名的缩写，即苯丙酮尿症，英文名phenylketonuria，简称PKU，它是以弱智为特征的先天性苯丙氨酸代谢缺陷的疾病。你如果Google一下“PKU”，排第一当属北大，因为点击率最高，接着就是这个病，很遗憾它的点击率不是高，而是非常高。每次上北大的网或发邮件给北大的朋友，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笑。国人多有名字忌讳的习惯，这么多名字为何偏摊上一个病名呢？而且指的是弱智。当然北大的人好考究，PKU的病名起用确实比北大晚，1934年才被发现和使用。北大人可以说是别人侵权，可以继续心安理得地用它，就象咱北京照样用“公主坟”、“奶子房”的地名一样。

最近有人在沸沸扬扬讨论北大清华的译名。其实在我看来这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北大是叫“Beijing University”还是叫“Peking University”，都是无足轻重的事情。可是不少人把这个事情上升到了不该有的高度以后就难以收场了。

最开始挑起事端人的认为，全国所有的大学都遵从普通话的普及要求，更改了所拥有的旧译名，如厦门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最后只剩下北大清华死守住自己的名字不放，搞起了特殊化。反驳的人认为，清华的发音比较特殊，写成“Tsinghua” 要比“Qinghua”更容易让外国人发音。而北大的拥护者则说“Peking Unibersity”在国外比“Beijing University”更知名，同时还保留了文化的传承。

事实是这样的，北京大学在国内响堂堂，国外却没人听过。有人在国外问了身边的人，没人知道北京大学。而国外著作和百科全书里面，北京大学都是“Beijing University”。清华的情况呢，首先，也许是照顾外国人发音，可是全国除了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的“厦”在英语里也不好发音，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更改过来的。

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过程中，透露出的北大清华是“最高学府”的封建等级观念让人作呕。好似这两个学校就要特殊一些，就要为我独尊。

联想到前段时间报道的北大毕业生卖糖葫芦，我就想说一句，北大的学生凭什么就不能卖糖葫芦？北大的学生就都要比别人高贵？

北大号称中国的民主摇篮，可惜封建思想比哪里都严重。

日前，欧洲的数家媒体都刊登了以默罕默德先知为题材的漫画，遭到了阿拉伯世界的强烈谴责和不满，同时，甚至引起了极端组织的警告。而舆论也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这些媒体的举动，认为这是捍卫了言论自由，而阿拉伯世界的不满，正是他们对民主的无知。一派则认为言论自由也有底线，尊重他人也许比言论自己更加让人接受。

不过有一点则是很明显的，欧洲认为言论自由只有一种形式，那就欧洲的形式，民主也只有形式，那就是欧洲的形式，别的种族和拥有其他信仰的人必须要接受这样的言论自由的形式。在阿拉伯世界看来，信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欧洲看来，言论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说到底，这还是文化冲突造成的扭曲。

对待文化冲突，平等互利，尊重他人才是解决的方式。绝对不能强加于别人自己的意志。如果说到言论自由，为什么伊朗总统的一点点关于犹太人的言论就让欧洲受不了呢？这说明，所谓的言论自由有很大的偏见性。这是倾向一边的言论自由，是伪自由。文明绝对不是挑衅和歪曲。对于宗教，欧洲的理解也许和阿拉伯世界非常不一样，但这也不成其为漫画中歪曲对方的理由。

事实上，欧洲人的心里就没有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看成什么好东西，在他们看来，所有伊斯兰世界就是恐怖主义的代名词。问题是，他们思考过没有，伊斯兰世界好好生活了那么多年，是谁逼迫他们拿起武器的？

言论自由，那么西方社会为什么那么讨厌半岛电视台？看来，问题绝对不是言论自由。

IA-32 Intel Architecture 读书笔记

IA-32架构的简要历史
Intel微处理器的架构历史其实并不长，而每一代的分界也十分清楚。唯一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就是，微处理器的分代和微处理器的产品编号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也就是说，几个不同型号的微处理器也许是一代产品，使用的是同一个架构，而少数相同型号的微处理器，则完全使用了不同架构。
第一代微处理器
第一代Intel的微处理器当然就是著名的8086和8088了。这一代微处理器的技术指标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8086拥有16位寄存器和16位的外部数据总线，20位的地址总线，使得可访问的内存达到了1MB。8088和8086非常相似，不过只拥有8位的外部数据总线。从第一代微处理器开始，Intel就加入了对分段内存管理的支持。4个16位的段寄存器可以让8086和8088支持每一个内存段都达到64KB大小。通过一个段地址和一个16位的偏移地址，可以组成一个20位的地址访问整个1MB的内存空间。
保护模式的引入
Intel 286芯片引入了跨时代的“保护模式”，这一个模式成为了今后数十年程序运行的主流模式。保护模式降低了内存中任务之间的干扰性，保护了各个任务的流畅运行。同时对分段内存管理的进一步加强，使得可以形成24位的地址访问16MB的内存空间。
32位微处理器
Intel 386是IA-32家族的第一款32位处理器。它拥有32位寄存器和32位的地址总线，可以访问4GB的物理地址空间。对于每一个任务进程都享受独立的4GB物理地址空间。
从386起，处理器开始支持分段和分页两种内存管理模式。对于分段，还支持了“扁平”（Flat）模式，所有的段寄存器都指向同样的地址，也就是说一个32位地址就可以访问整个4GB的物理空间。对于分页，则使用4KB作为一个页面的大小，并且支持虚拟内存管理。
Intel 486微处理器
486处理器主要在并行处理能力上进行了改进，增加了8KB的一级缓存，集成了x87浮点运算芯片。以往，浮点运算器并不是微处理器的一部分。同时486还开始支持电源管理用于笔记本电脑市场的开拓。
Pentium微处理器
Pentium处理器增强了数据处理速度和能力，一级缓存增大到了16KB，其中8KB用于代码，8KB用于数据。尽管寄存器依旧是32位，但内部数据总线已经增加到了128位或者是256位。其后，Intel MMX的引入则极大的扩展了Pentium多媒体的处理能力，其中SIMD使得数据可以在64位的MMX寄存器上并行执行。
P6家族处理器
在Pentium之后，Intel微处理器的内部硬件结构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没有改变Pentium的整体架构的情况下，性能的提升主要来自很多细微的地方。P6家族的处理器包括：Pentium Pro，Pentium II，Pentium II Xeon，Intel Celeron，Pentium III，Pentium III Xeon。
Pentium Pro增强了缓存的能力，一级缓存有8KB，而二级缓存达到了256KB。同时，地址总线达到了36位，这样就可以访问64GB的物理地址空间。
Pentium II的一级缓存有16KB，二级缓存分别支持256KB，512KB和1MB大小，并且加入了MMX技术。
Pentium III引入了流水SIMD（SSE）技术，并且新增了128位的MMX寄存器。
Pentium 4 处理器
增加流水SIMD扩展2指令集（SSE2），扩展支持128位浮点数的运算。扩展了一系列的硬件特性，支持超线程技术。

以上就是IA32 架构的粗略的发展史，我主要是侧重软件编程方面的介绍，重点关注对软件编程会产生影响的重大变化。我们发现，IA32这么多年的变化，从软件的角度来讲并不是特别大，原因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得与以往的代码兼容。在这一点上，Intel无疑是十分成功的。很多8088和8086代码都可以运行在非常现代的Pentium4的处理器上，最大可能的减少了软件的迁移代价。然而，因为硬件条件的逐渐变化，尽管内存的段页式管理从386就基本确立下来，但是内存的访问空间却是不断在增大。这里就隐藏着整个32位系统最大的矛盾，寄存器的位数和地址线的位数一直不统一，当然，这一方面为段页式内存管理提供了方便，但一方面则使代码显得不优雅。到了P6家族，除了寄存器的位数还维持在32位，所有的处理位数都大大多于32位。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处理器性能的继续提高。所以，64位时代的到来肯定是毋庸置疑的。